艾米丽摇了摇头。她表情平静,不急不躁,像是在讲述一件深思熟虑过的事:“那只是表象。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捧杀——先把你捧得很高,让你觉得自己很特殊,很了不得,然后你就被孤立了。
你跟别人不一样了,社会似乎不需要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了。
但这种特殊是虚幻的、临时的。等你需要真正拿出本事来立足时,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特权和隔离没给你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,反而把你推得更靠边了。”
她拿起桌上的茶包看了看,又放了回去:“一百多年前的种族隔离是物理层面的——黑人不能进某些场所。现在的隔离是观念层面的——你因为种族身份变成了‘特殊的”,但这种特殊性只存在于别人的政治正确里。
你依然生活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,等你真的要跟现实世界竞争,面对残酷挑战时,脑子里这点“特殊”什么都帮不了你。”
马特接过话茬:“而且身份政治还有个更恶心的副作用——它把底层的有色人种给坑了。不是全部,而是那些本来有机会往上爬的人。”
他喝了口酒,继续说道:“以前穷人家的孩子还能靠读书翻个身。背着几十万的学贷,至少有个挤进中产的盼头。考上好大学,拿学位,找份体面的工作,从底层社区搬进中产社区——这条路很难走,但它确确实实存在。”
“现在不一样了。”他把杯子放下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,“身份政治兴起后,教育也跟着变了味。‘不让一个孩子掉队”变成了‘每个孩子都很棒’
底层的孩子被哄着、骗着往上升,没人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学会——不会微积分,看不懂高等数学,稍微复杂点的应用题都得依赖计算器。”
林远听到这儿,下意识插了一句:“美国人不是一直都用计算器吗?”
卡座里安静了两秒。马特笑了——那种被噎住后不得不认账的无奈笑容。
“行,算你赢。”他笑着摇头,“但我说真的。我说的是他们进了大学之后根本学不会任何硬核知识。高中毕业了不会分数加减,解不出一元一次方程。
进了大学听不懂课,跟不上进度,只能继续玩身份政治,维持一种‘我很特殊,我是受害者’的幻觉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?”马特端起杯子抿了一口,“然后就是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学贷。全美学贷总额现在超过一万七千亿。
去年六月到现在,违约的借款人从五百三十万暴涨到了九百五十万——将近一千万人,短短几个月。信用记录全废,找不到正经工作,一辈子翻不了身。
他想了想,又补充道:“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两百六十万人新进入违约状态。两百六十万,三个月。这些人大部分是二十多岁,三十出头的年轻人,本来该是人生刚起步,最有干劲的年纪。”
林远沉默了一会儿:“所以你的意思是,身份政治表面上让有色人种变得‘不能惹,但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真正改变阶层的能力?”
“对,”马特点头,“被哄着骗着一路往上走,走到高处发现自己根本站不稳。然后摔下来,摔得比以前更惨,连退路都没了。”
艾米丽这时候插了一句:“教育这条路被堵死之后,留给底层孩子的就只剩体育了。”
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润了润嗓子:“但体育也越来越贵,越来越阶级化。科比那句‘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,听着像是苦出身的孩子靠拼命逆袭的励志神话。
但你查过他的真实背景吗?他父亲是NBA球员,从1975年到1983年在联盟打了八个赛季,年收入大约两百万美元。科比从小在富人区长大。
他的训练条件、教练资源、营养保障————那些东西普通家庭的孩子想都不要想。”
她顿了顿,语气里带了一丝嘲讽:“科比两岁就开始接触篮球。一个贫困社区的孩子,两岁的时候在干什么?在排队等社区的免费午餐。
这不是什么纯粹的励志故事——这是阶级优势被巧妙地包装成了个人奋斗。”
“篮球已经是美国职业运动里相对不那么看出身的了,”马特补充道,“棒球、橄榄球——从小培养一个职业路线的孩子要花多少钱?
精英青少年棒球旅行队一年三万到六万美金,顶尖的八万到十二万以上。
橄榄球更夸张——IMG学院那种地方,全日制学生一年学费两万五到十万美金。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这种碎钞机。”
“美国家庭平均每年在孩子主要体育项目上花一千零一十六美元,”艾米丽说,“比五年前涨了46%。高收入家庭一年花两千三百多,低收入家庭只有八百多。差距拉大,而不是缩小。
你说那些体育明星看着光鲜亮丽,但你要知道,在真正的精英阶层眼里,他们跟古罗马斗兽场的角斗士没有本质区别———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,仅此而已。
她停了一下,目光变得有些深沉:“而且这条路越来越窄。体育确实靠天赋,但天赋得拿钱去养——好教练、好营养、好设施,全都在烧钱。
底层孩子越来越难冒头了。那些靠体育翻身的例子正在变成越来越稀罕的特例,而不是常态。”
“我以前也觉得这些体育明星是成功的榜样。后来在教堂做义工久了,接触的穷人家多了,才慢慢明白——那些通过体育翻身的人,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被媒体一遍遍地宣讲,正好因为它足够稀罕。绝大多数底层人,连这个选
项都没有。”
卡座里再次陷入安静。调酒师在吧台后面擦完了所有的杯子,正靠在台沿看手机,屏幕的冷光映在他脸上,没什么表情。窗外远处的体育场灯光依然亮着,穹顶边缘的灯带在夜色中画着一道完整的弧。
林远靠在座位上,凝视着窗外那片光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轻声开口:“那我算什么样的存在?”
马特抬眼看他。
“我是中国人,在这儿做刀,做菜,读研究生。如果按你说的这套逻辑——按肤色和出身分等级——我应该被归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上,然后被限制在那儿。但我好像没感觉到那种限制。
马特思索了片刻:“因为你不在那套系统里。你是个外来者,你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——你的手艺,你做的东西,你在市场上的价值,这些东西不靠美国的身份政治来定义。你靠的是你自己能创造出什么。”
他顿了一下,目光变得锐利了些:“而且,你背后还有一个国家。中国不讲身份政治这一套,至少不按肤色来分三六九等。你随时可以回去,回到一个不靠肤色来定义你是谁的地方。”
林远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体育场灯光在发雾的玻璃后依然亮着,但在深夜的寒意中显得比刚才更遥远了一些。他再开口时,声音很轻:“那你们呢?你们都是美国人——你们怎么在这种系统里熬下去?”
马特端起杯子喝完最后一口酒,放下,杯底在木桌上磕出一声轻响:“习惯了吧。从小就知道这套系统怎么运作,知道哪些路能走,哪些路是死胡同。也不是不愤怒,只是愤怒了也改变不了什么,最后只能和解。”
艾米丽轻声说:“我靠信仰撑着。教堂里有句话,“你们要存怜悯的心,彼此相爱,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”她看向林远,眼神清澈,“那些被拦在门外的、被系统抛弃的人,在我眼里不是麻烦,也不是数据,他们是活生生
的人。”
又安静了一会儿。调酒师在吧台后关了手机,开始把洗好的杯子挨个挂回架子上。墙上那口老挂钟在整点时闷闷地敲响了一下,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,在安静的酒吧里荡了一圈,便消散在夜色中。
林远端起杯子喝完最后一口酒,搁在桌上。他站起身走到窗边,最后看了一眼远处体育场那片依然明亮的光晕。看了好一会儿,他转过身来:“走吧。明天还得开六个小时的车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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